福建43名戒毒者染艾滋：毒品多渠道流入戒毒所

　　戒毒者在戒毒所内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53岁的李安桦没有想到，与儿子的重逢会是这样。

　　两年没有见过面了，当母亲就要见到儿子时，心里惴惴不安。几天前，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打断了她对不争气的儿子发下的誓言：“不戒掉毒，就永远不见面。”

　　陌生人告诉她，她的儿子――32岁的赵峰马上就要死了，因为他在戒毒所里感染了艾滋病。“阿姨，我跟你说的是真话，你不去，以后就没机会了。”这个自称是和赵峰一起戒毒，刚刚期满解教的年轻人急切地说。

　　电话那头的母亲六神无主，“一下子哭了。”

　　几天后，她见到戒毒所管教干部。但对她儿子的病情，所有的人都说：“不清楚。”当她心怀侥幸，穿过两道铁门，终于见到儿子时，侥幸心理即刻烟消云散：“儿子不说一句话，低着头，他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

　　一个月内，至少20个家庭在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以下简称戒毒劳教所)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根据记者调查，自2004年4月，该戒毒劳教所内至少有39名戒毒者感染了艾滋病，而据该所的上级部门――福建省司法厅的内部文件显示，至少有43名戒毒者被发现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目前有17人还在戒毒劳教所内关押，其他人期满解教，保外就医或转往其它戒毒所。

　　准确的感染数字至今还是个谜。感染者介绍，在2004年9月，全部戒毒人员接受检查之前，已经有些戒毒者被解教，或者被转送到其它戒毒所，而这些人即使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去年1-10月，福建省新增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190例，如果按43名计算，仅戒毒劳教所一个单位就“贡献”了全省的四分之一弱。

　　令家属更为惊讶的是，无论是他们的家人，还是福建省司法厅都承认，戒毒者共用注射器吸食毒品，是这次艾滋病病毒快速、集中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严密的戒毒劳教所高墙内，究竟发生着什么？

　　两次检查

　　抽检查出六例阳性三个月后，一千多名戒毒者全部采集了血样，80多人接受复检，但依然没有人告诉他们，结果是什么

　　感染者们都不能确认，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戒毒劳教所里出现这种病。

　　记者采访的13名感染者中，最早被确认感染的是梁灿迪和另外五名戒毒者。

　　2004年6月上旬，戒毒劳教所从11个中队共一千多人中，每队抽2-4人接受血液检查。梁灿迪和其他二十多人一起接受了检查。

　　二十几天后，梁和另外五人被通知接受复检。医生又到戒毒所里，从每人身上抽走了一针筒血液。梁悄悄问给他抽血的省防疫站医生，检查什么内容，医生回答他：“查艾滋病。”

　　梁灿迪说，他问医生，自己是不是感染了，医生让他问管教干部，因为这次检查是由戒毒劳教所委托的，他们将把结果通知给戒毒劳教所。

　　对这次检查的起因，戒毒者和戒毒劳教所有不同的解释。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洪永开介绍，这次抽检是在专家建议下开展的，因为近几年艾滋病感染人数逐渐增加，只是一次普通的检查。

　　戒毒劳教所所长俞宏秋承认，在这起事件之前，全所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程度几乎是“无知”，对入所人员，从来没有检查HIV，只有当个别人出现奇怪的症状，才会请专业人员前去检查。

　　检查的结果让人吃惊，在二十多人中，发现有六例抗体呈阳性。

　　实际上，在2004年3月，就有多名戒毒者发现自己身体开始出现不正常现象。他们都到戒毒所的医务室看过病，医生的回答总是：“没事，没事。”

　　一直到9月22日，福建省防疫站的医生再次光临戒毒劳教所，与以往不同，这次光载医生的车就来了好几辆。戒毒者被通知，这一次，所有人都要接受检查。

　　从早上9点开始，医生们连午休也没停下，一直到下午4点，终于给一千多名戒毒者全部采集了血样，其间有人偷偷问医生检查什么，医生回答：“查艾滋病。”

　　8天后，医生再次来到戒毒劳教所，80多个人接受复检，在检查的同时，医生还向他们提问最后一次性活动是在什么时间，是否有同性性伙伴，近期是否注射过毒品等问题。

　　俞宏秋2月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当他们得知抽查结果后，立即向省司法厅汇报，于是组织了这次普检。

　　检查结束后，依然没有人告诉戒毒者，结果是什么。

　　但有细心的人发现，一些改变悄悄出现了。

　　以前，每个中队的一百多人共用一把电动剃头刀，现在增加了三四把，其中的一把专门给参加复检的人用，甚至几个要好的也可以出钱合买，自己保管；医务室的注射器从以前的玻璃针筒换成了一次性针筒，而且打针的人也从戒毒者变成了正式的穿白大褂的人；两栋以前做医务室的三层楼房，正在粉刷，床和家具一天天搬进去……

　　感染者的保外就医

　　五份保外就医证明上，都写明因患有丙肝，由家属领回就医。这一次“保外”不需要家属办理任何手续，让当事人和家属颇感意外

　　复检结束后，戒毒劳教所表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

　　10月1日，已经是第二次进戒毒劳教所的张铁发起了高烧。在被送进医院治疗10多天后，戒毒劳教所通知家属，因肺结核病情严重，即刻接他回家治疗。张铁的母亲第二天把他接回家。据张铁介绍，回家时他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至今不知道是期满解教还是保外就医。

　　2002年12月，张铁刚进戒毒劳教所一周，就发现有人吸毒，他免费“扎了一针”。张铁说，这是他第一次注射吸毒，所内“货”少且贵，用烫吸方法太浪费。2004年6月起，张铁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些小指指肚大的淋巴结，一直发低烧，医务室开了两次药，但都无效。

　　2004年9月普检与复检的名单上，张铁都榜上有名。从10月离开，张铁回家3个多月了，还没人告诉他，是否感染了艾滋病。

　　昨天，记者向戒毒劳教所询问张铁的情况，一名负责人询问工作人员：“他死了没有？”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这名负责人向记者证实，张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2005年2月27日，记者见到张铁，他已基本痊愈，但他的这次高烧给其他感染者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他们纷纷传说，张铁已经病死了。

　　在张铁病重回家治疗的同时，2004年10月10日，厦门市同安区防疫站及当地居委会给钱飞的姐姐打电话，让她去一趟。在防疫站，钱飞的姐姐看到一份由福建省防疫站发的传真，称钱飞和另外三人感染了艾滋病，钱飞的妻子和女儿应尽快检查。

　　一周后，钱飞的姐姐去看望弟弟，管教干部说没有接到任何关于钱飞病情的通知，还叮嘱她，见面的时候不要提艾滋病的事情，以免刺激钱飞。

　　10月中旬，袁健强的母亲、姐姐和妹妹到福建省建新医院(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陪他体检。袁健强干咳、低热的症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交了800元后，做了胸透、B超和血检三项检查，前两项结果很快出来，都正常，验血要等到下午才出结果。

　　检查期间，姐姐看见弟弟下巴下有个肿块，用手摸，有黄豆大。袁健强对姐姐说，在腋下和大腿根还有很多这样的肿块。弟弟悄悄对姐姐说：“让姐夫和妹夫来看我，有些话不方便对妈妈和你们讲。”

　　母亲和姐妹没有等血检的结果，中午就回了福清。临别前和管教约好，第二天她们打电话问结果。回家后，姐姐把弟弟的症状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第二天，姐姐与管教通电话，“对方说仪器坏了，结果还没出来。”姐夫回家后脸色沉重，他上网查询过，很严肃地对妻子说：“问题大了，可能很严重，我马上去福州。”姐姐一天呆若木鸡。

　　袁健强见到姐夫，告诉他自己确实得了这个病，他没有其它要求，只让他们千万不要告诉患有高血压、56岁的妈妈。　进入11月，越来越多的家属获悉消息，而感染者们，发现他们的症状日益严重。

　　11月11日中午，戒毒者吃过饭回宿舍休息。梁灿迪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下颌、后脑和大腿内侧的淋巴结已经连成一片，抽了几次血却都没结果，“如果感染了艾滋病，不仅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和以往一样出工‘上班’，我越想越气。”

　　他抓起六七厘米长的指甲剪吞进嘴里，“开始卡在喉咙里，然后‘咔吧’一声，感觉掉下去了。”随即，他被送到了建新医院。

　　梁灿迪说，11月里，像他这样吞异物以求住医院的戒毒者还有七八个。

　　两天后，家住福州的郑明文被解教。17日，他到福建省防疫站查询9月复检结果，医生答复他，复检名单上确实有他的名字，但不能告诉他结果。郑明文想重新做次检查，要收500元检查费，他的口袋里只装了78元，只好回家。

　　两个月后，郑明文和他的朋友在大街上再次被警察抓住，郑对警察说自己可能有艾滋病。警察送他到防疫站检验，检查结果为阳性，这时，郑明文才第一次被正式告知，他感染了艾滋病。他被放了出来，他的朋友则被送进了戒毒所。

　　从11月底至2005年1月，戒毒劳教所先后有六名确诊感染者因咽喉炎、皮肤病、吞异物被送进福建省建新医院。

　　1月24日，管教干部到病房里，告诉梁灿迪和其他五名住院的感染者，他们可以回家了。其中只有一人是期满解教，另外五人都以保外就医的方式被放了出来。

　　在五份保外就医证明上，都写明因患有丙肝，由家属领回就医。证明上盖有“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公章，但是文件上都没有填文件号。

　　这一次“保外就医”不需要家属办理任何手续，这让当事人和家属颇感意外。在放行前，六个人都签了一份这样的“告知书”：“你在健康体检中，经卫生部门确认，你的血液艾滋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我所根据司法部、卫生部有关文件规定，现向你告知。希望你出所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加强自我医疗保健。”告知单位是“福建省强制戒毒劳教所”。

　　据称，这是戒毒劳教所第一次正式告知戒毒者，他们感染了艾滋病。其后解教的感染者，都会收到这样一份告知书。

　　谁传播了艾滋？

　　所方认为主要传染途径是戒毒者小团体内共用注射器偷吸毒品；医务室的玻璃针筒和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共用的剃头刀以及自制的文身机也成了戒毒者质疑的对象

　　获得消息后，家属们都想弄清楚，在高高的围墙里，他们的亲人怎么能感染艾滋病。

　　回到家里的感染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让家属们大吃一惊。通过他们的描述，家属们发现以往印象里的戒毒所和现实中的戒毒大不相同。

　　2月28日，记者来到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所位于福州市马尾区儒江村内。这里高墙、铁门与警察随处可见，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

　　戒毒者把质疑集中在医务室的针筒和剃头刀上。戒毒者说，医务室一直使用玻璃针筒，而且打针的人都是与他们一样的戒毒者，打完针，很少消毒，导致艾滋病通过针头传染。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洪永开表示，国家并没有规定不能使用玻璃针筒，而且医疗室消毒比较严格，“绝对有保障”。至于戒毒者给戒毒者打针，这也“并不奇怪，为一千多人看病，医生数量跟不上。所以劳教人员里表现不错、懂得一点卫生常识的人，在医生的指导下协助医疗所的工作。”

　　俞宏秋说，自从9月检查后，这些“协助员”都被下课，全部由医生打针。

　　感染者们还把矛头指向了电动推头刀，他们说，每个中队只有一把，一百多人共用，理光头很容易划破头皮，导致感染。

　　俞宏秋并不排除电动推头刀传染的可能，“但这种传播的几率很小，我们认为主要传染途径是戒毒者小团体内偷吸毒品，感染者主要出现在平时联系紧密的小团体内。”

　　毒品如何流入戒毒所内？戒毒者们向记者描述了全过程。

　　要买到毒品，首先要有现金。在戒毒所内，每名戒毒者有一张类似储蓄卡的磁卡，家属把生活费直接寄到每张卡的账户里，消费只能刷卡。

　　“和管教干部关系熟，就可以让家属把钱打进管教的银行卡，他们取了钱，再把现金交给我们。这样‘转账’一次，管教要按汇款总数20%至30%收‘手续费’。”几名戒毒者都说出了弄到现金的办法。

　　戒毒所所长俞宏秋表示，目前还没发现有民警有上述行为，“照规定是要被开除的。”但他也不排除，可能有个别民警，在不知情下帮戒毒者传递物品，导致毒品流入戒毒所。

　　拿到了现金，把钱交给即将解教的毒友，由他们出去后购买毒品，再想办法送给委托的人。

　　毒品流入戒毒所的途径五花八门。

　　“我们这里有拉泔水的杂工，他们通过解教的人员，一点一点弄进来的。”戒毒劳教所副所长刘登铭介绍，“有从后面的围墙，把绳子扔出去，外面的人绑上毒品，‘钓鱼’钓进来；用弹弓将钓鱼的尼龙丝打出去，晚上还绑上一个会发光的二极管，外面的人找到二极管，就把毒品捆在尼龙丝上拉进来。”

　　刘登铭介绍，戒毒劳教所的管理逐步完善，当发现现金不易管理后，改用磁卡消费；以前见面可以送物品，完善管理后规定不能再送任何物品给所内的戒毒者，“有人甚至把毒品贴在邮票上，寄信进来。我们正在考虑购买缉毒犬，购买探测设备，以防止毒品流进来。”

　　在戒毒劳教所，毒品的价格比“市场价”高出十几倍。

　　一名戒毒者说，在外面用50元可以买到“一分半”(一分为0.1克)白粉，在里面“一分”毒品分成五针，每针的价格是150元。“还要托人找关系才能买到。”

　　刘登铭掌握的情况是0.01克毒品的价格为145元，“这么高的价格正能说明我们打击毒品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否则，价格不会那么高。”

　　注射器比白粉体积大，更难偷带进戒毒所，所以就特别珍贵。“几个、十几个人轮流用，用完用热水烫一下就算消过了毒。”一名戒毒者说，“在外面注射，一块钱就能买到，每次只用自己的注射器，在里面只好共用。通常是好几个人围在一起等一支针头，针头弯了还要反复修理，实在不能用了才扔掉。有一次看见垃圾桶里丢了一根，偷偷地捡回去，放到床铺下。”

　　钱飞提出了另一条传染途径。在戒毒劳教所里，曾经学美术的他给别人文身。他说，生意非常好，要文身的人得排队、托熟人才轮得上。每月他有四五千元收入，这些钱最终都被他吸毒用掉。两年多时间里，他自称给两百多名戒毒者文过身。

　　钱飞向记者展示了他用圆珠笔和电动剃须刀改造的文身机。接通四节电池电源，马达就带动针头上下缩动。“文身出血，有时候不小心扎到自己手，很容易就感染了。针钝了磨一磨接着用。”钱飞说，他当时一点都不懂预防艾滋病常识，要不然也不会做那么多单活。

　　家属的行动

　　两次上访失望之后，127封情况反映信再次寄出，比第一次多出的7封是寄给媒体的

　　俞宏秋介绍，在2004年6月抽检发现六例艾滋病感染者后，该戒毒劳教所向福建省司法厅汇报，引起高度重视，决定组织普检，把感染者的伙食标准从每月115元提高到200元，为民警配发防护器材，请专家讲课培训，以及改造隔离室，以集中管理。

　　家属们却并不满意，在频繁的跑动中，他们慢慢熟悉起来，互相联系，商量对策。

　　12月15日，一名感染者和家属见面时，要求家属们“一定要在外面告状，让更多的人知道”。

　　“家属要求知道真相，但没人告诉我们。”袁健强的姐姐对记者说。

　　从2003年10月起，就有家属向儒江戒毒劳教所询问艾滋病感染情况，戒毒所的管教干部们的回答都是“没有、不清楚、还没接到通知。”戒毒者从管教和所里医务室医生那里，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

　　戒毒劳教所的做法被家属指责为封锁消息。副所长刘登铭告诉记者，戒毒所按规定办事，只能在感染者离开戒毒所时通知本人，感染者的家属由各地防疫站通知。

　　“既不告诉我们真相，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每个人都很害怕。”一名解教人员对记者说。家属们更迫切地要知道实情，包括亲属有没有得到治疗，每顿饭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戒毒所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只能靠他们用上访、吵架，托关系，甚至发脾气才能一点一点得到答复，但更多的疑问都像泥牛入海。

　　1月17日，七名家属一起到戒毒劳教所。一名家属说，他们从10点等到11点，终于有一名干部出面和他们谈话，家属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

　　1.为什么不通知他们；

　　2.要求公布应对措施，限期明确答复。这名干部回答，两个月前就已经开会讨论，还没结果。

　　回到家后，失望的家属们决定给有关部门写信。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家属请了一名高手代写，写好后打印120封，在1月19日寄了出去。这封信发给中央和福建有关部门及他们所能想到的媒体，因为担心别人知道亲人得了这种病，信上没有署名。

　　三天后，一名感染者给他的妈妈打电话，说隔离房盖好了，他正收拾东西准备搬过去。

　　不放心的家属们约好一起到实地探望他们的新环境。这一次戒毒所颇为配合，派人带他们参观了新的隔离生活区，“两栋三层小楼，第一层是活动室，二、三层住人，每间宿舍有三张架子床，每层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一名家属说，当时里面总共住了19个人。

　　就在参观前一天，家属们刚去过福建省信访局、公安厅、省委、司法厅上访，除了在一个部门受到热情接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1月29日，家属们第二次到福建省有关部门上访。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边打扫雷游戏，边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一名家属询问接待人的姓名和职务，被轰出了办公室。但上访也有些收获，家属见到了司法厅一名副厅长，家属要求尽快治疗，副厅长告诉他们，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应对措施。

　　在上访失望之余，2月2日，家属们打印了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的内容基本一样，不过在信的末尾，12名勇敢的家属署上了他们的名字、电话和家庭住址。两天后，127封情况反映信再次寄出，比第一次多出的7封，都是寄给媒体的。

　　几天后，一名负责人承诺，家属可以随时进大门，任何时候找他都一定热情接待。但家属们关心的治疗等问题，还是没有答复。

　　家属介绍，包括所长在内的四名管教干部曾亲自到福清市，住在一家三星级酒店里，与部分家属“沟通”了两天。

　　一名参加过“沟通”的家属回忆，“沟通”时戒毒劳教所的管教们要求每次只和一名家属谈，但7名家属要求一起谈，最终“沟通”没有任何结果。

　　对家属的怒气，戒毒劳教所的负责人们表示可以理解，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却无法接受，“他们究竟在哪里感染的艾滋病，最终要由专家鉴定。如果因偷吸毒品而感染，责任主要在当事人自身。我们依法办事，继续做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向人大、政府、政协、媒体等单位说明情况。”

　　毒品的通道

　　一名愤怒的家属说，戒毒所没有全力帮助吸毒者戒断毒瘾，却专心“搞生产”；所长介绍，去年抓获了五名偷运毒品的工厂技术指导员，已全部移送公安机关。

　　“在这件事之前，感觉艾滋病离我们很远，对它我们几乎是无知的，也没有明确的防范措施。”接受采访时，俞宏秋反复说这句话。“每名看押感染者的民警很担心被感染，我们让每个人写决心书。后来知道即使一起吃饭都不会传染。”

　　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关押的戒毒者，都是有六年以上吸毒史的长期吸毒者。吸毒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但戒毒所例行的体检项目里却没有HIV检测。

　　“如果能早一点发现，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感染。”一名愤怒的家属说。在他们看来，戒毒所没有全力帮助吸毒者戒断毒瘾，却专心“搞生产”。

　　儒江戒毒所把戒毒者编制成11个中队。入所队由刚进戒毒所的人员组成，他们每天出操、锻炼，恢复身体，其它中队每天的主要活动是到“车间”里“上班”。

　　戒毒者把戒毒所比作是“工厂”，他们就是“工人”，每天超时“上班”。

　　多名感染者介绍，每个中队有大体分工，其中一中队主要生产镜框，二中队生产织带，三中队和七中队组装、包装钟表，四中队操作电动缝纫机，五、六、八中队生产手表和电子表。实际的生产情况经常改变，“所里联系了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戒毒所负责人承认，每名戒毒者都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是矫正一切恶习的重要手段。”戒毒所专设负责联系生产的部门，从附近的工厂联系生产活动，但劳动强度适当。

　　戒毒者劳动创造的价值去了哪里？

　　戒毒者说，他们享受的额外福利是，每月可以从戒毒劳教所领到8元钱，以购买日用品。

　　对此，俞宏秋介绍了“利润”的主要用途用于补贴戒毒者的伙食花费，“国家规定每人每月标准是115元，但财政拨款每人只有90元”。其次，给劳动的戒毒者发放适当的工资，幅度从5元至10元，用于购买日用品。再次，经费还用于戒毒所场所建设和发放编制外人员工资，如水电工人、厨师、驾驶员等。

　　生产也成为毒品的通道之一。

　　每家厂家都会安排技术指导员在戒毒所里指导戒毒者生产，他们自由出入高墙内外，戒毒者买通他们，捎带毒品。运输原料的汽车也变成毒品流入的渠道，藏在汽车隐蔽部位，就可能随车进入戒毒劳教所。

　　俞宏秋说，去年抓获了五名偷运毒品的工厂技术指导员，已全部移送公安机关。

　　对这次事件，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洪永开表示，戒毒劳教所在管理上确实负有责任，将加强管理，加大硬件建设，掐断毒源。

　　他们的生存现状

　　2004年3月5日，彭路的母亲第三次主动把他送进戒毒劳教所，但没想到儿子的毒瘾没戒掉，还感染了艾滋病

　　2004年11月，任方在厦门市疾病防控中心，看到了自己HIV抗体为阳性的化验单，“头脑一片空白，第一个想到的是女朋友怎么办？谈了六年了，准备等我出来就结婚的。”

　　头脑“一片空白”的还有其他感染者。

　　昨天，罗红发现身上长出了一片一片的红色斑点。自从解教后，他住在老房子里，只有母亲来看望他，经过一段调养，他的体重增加了7斤，但昨天突然出现的红斑点又让他感到了绝望。

　　梁灿迪回到家里，没有人欢迎他。几天后，父母搬家只剩他一个人。“他跑到亲戚家要‘收埋费’，堂姐给了2000元，堂哥给了3000元，他一个月就用光了，现在又向大家要。”梁的父亲说，他还看见儿子常领女孩子回家。

　　钱飞靠做装修生意，曾经也是百万富翁。现在他回到厦门，一个人住在一栋即将拆迁的房子里，骨瘦如柴，每天姐姐给他送一点稀饭。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四肢哆嗦：“走到大街上，看到繁华的城市和身边的人群，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无关了，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28岁的彭路从1996年开始吸毒，每天要花300元买毒品。为了戒毒，他在1999年和2000年两次自愿到戒毒所戒毒。

　　2002年2月和11月，他的母亲看他毒瘾难戒，主动报警，两次把他送进了戒毒劳教所。2004年3月5日，彭路获得自由的三个月后，他的母亲再次报警，第三次主动把他送进戒毒劳教所，这一次，他的劳教期为两年。

　　彭路的母亲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儿子送进戒毒劳教所，一时成了中央、地方众多媒体描述的英雄。

　　但这一次，彭路只呆了不到一年就被保外就医。

　　他的母亲说，每次儿子被送进戒毒所后，自己一边上电视，一边流泪，同时也在期待着儿子健康地走出戒毒所。没想到毒瘾没戒掉，还感染了艾滋病。

　　她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名均为化名)

　　毒品这样流入戒毒所

　　购买毒品的途径

　　通过管教干部转账拿到现金

　　把钱交给即将解教的毒友，由他们出去后购买毒品，再想办法送给委托的人

　　毒品流入的几种途径

　　买通指导戒毒者生产的工厂技术指导员捎带

　　由拉泔水的杂工带入

　　从后面的围墙用绳子“钓鱼”

　　贴在邮票上，寄信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