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登革热疫情或与长期化学灭蚊有关

　　他告诉记者， 大规模不科学的化学药剂灭蚊，导致蚊子产生抗药性，更糟糕的是，蚊子的天敌被误杀，造成蚊虫生长更加猖獗，“我们灭蚊的方法已经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刻”。这位从事昆虫生态研究和害虫防治的工程师还撰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广东省爱卫办主任许立凡表示，他基本赞同伍明亮的分析，但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爆发登革热系长期进行化学灭蚊的结果。“尽管我们一直在宣传要进行科学灭蚊，着力手段也是以铲除蚊虫孳生地为主，而不是打药，但是从基层实践的情况来看，确实有过度用药的情况，在这次登革热爆发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况会更突出”。

　　“打药灭蚊是政治任务”

　　据许立凡介绍，广州市每个街道办均设有消毒站，消毒站负责公共区域的灭蚊虫工作，而小区内部则由物业公司、单位或个人负责。

　　伍明亮所在公司负责承包广州一小区的灭蚊虫工作已长达14年。根据伍明亮工作小区的合同要求，不论有蚊无蚊，不论冬天夏天，每周一次在小区内全面喷施菊酯类化学药剂灭蚊，此外，小区的绿化维护每月两次全面喷施化学药剂杀虫。长期以来，随着蚊子越来越难灭，使用的化学药剂就越用越高级，浓度越用越高。

　　“现在的浓度是过去一到两倍，但是喷药上去发现没办法把蚊子打下来” 。让伍明亮更担忧的是，以前小区绿化带有很多蜘蛛挂网捕抓蚊子，现在蜘蛛消失了，除了癞蛤蟆外，很少见到有益动物。“失去了自然天敌的控制，灭蚊单独依赖化学药剂，造成恶性循环，越是打药蚊子越多。”

　　但不管是政府部门、物业公司还是消杀公司，对化学药剂都非常青睐。“因为见效快，一喷上去蚊子就死，政府部门灭蚊虫的业绩显而易见，物业公司这样也省事，消杀公司就更好了，多用化学药剂赚钱多，环境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伍明亮称。

　　在此次防控登革热的灭蚊环节中，许立凡称，防控蚊虫主要采取铲除孳生地控制幼虫和打药消灭成虫两种手段，对严重地区进行每周一次的消杀，其他地区两周一次，多以化学药剂菊酯类为主。

　　“省市一级部门多次强调要以铲除蚊虫孳生地为主，光靠打药，杀死了1000只还会有10000只出来，这不是最基本的防控措施。”许立凡说。

　　尽管广东省级防控部门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并召集人员进行培训，在用药浓度、用药频率、用药种类交替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但在实施层面却颇为棘手。追求见效最快，“打药”无疑是最显而易见的方式。许立凡还称，因为今年情况特殊，一些环卫工人或基层不具备消杀经验的人员，经简单培训后也被安排到灭蚊岗位上，技能参差不齐，化学药剂过度使用的情况较往年会更突出。

　　许立凡对此表示担忧，“今年用药过多，明年蚊虫的抗药性会更明显。”

　　伍明亮在文中透露，“曾有清远山区向我司求购一吨除虫菊酯，该地还没有登革热，是上级要求天天灭蚊，我说最好不打药，或打生物药剂。她却说这是爱国卫生运动……当下，打药灭蚊是政治任务。”

　　蚊子或将卷土重来

　　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是登革病毒已知仅有的传播媒介，我国大部分地区是由白纹伊蚊传播。目前对登革热的防治思路包括“隔离重症登革热患者”和“灭蚊以切断传播途径”，但我国还没有登革热疫苗。

　　华南农业大学昆虫系教授陆永跃告诉记者，在这次登革热疫情爆发过程中，如果能够在初期监控到病毒传播的信息，进行有效的防蚊措施，情况会得到遏制。现在对抗登革热处于应急状态，用药量大、用药频率高等情况非常突出，这可能导致环境遭受污染、蚊虫产生抗药性，更值得警惕的是蚊虫的再猖獗性，即现在消灭，今后卷土重来时会更加严重。

　　许立凡介绍，目前传播登革热病毒的伊蚊在抗药性上面体现不明显，他与陆永跃均表示，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爆发登革热系长期进行化学灭蚊的结果，但不可忽视的是，化学灭蚊给整个生态带来的危害是长久的。

　　历史上，广州地区登革热疫情最为严重的情形发生在1995年，全年病例数为5300多例。今年的数据已经远超上述历史记录，广州已破3万例大关。

　　陆永跃认为，这种长间隔、多数量的爆发“是累积的结果，说明过去将近十年间相关部门对防控登革热的方式没有足够重视”。

　　据他介绍，目前害虫综合治理（IPM）理论是一个应对虫害防治的有利措施，即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发挥自然天敌对害虫危害的控制作用，尽量营造一个有利于天敌而不利于害虫的环境。此外，允许一定数量害虫的存在，在必要时才考虑使用化学药剂，以谋求最大的生态效益和最大的经济效益。而现在，“一出现蚊虫就联系到要打药，这是我们防控虫害的认识误区，打药一般是最后的环节，不得不打再去进行。”伍明亮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