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冲突频现凸显信任危机 引发对体制机制反思

　　医患冲突频发 成困扰医疗卫生领域顽疾

　　今年9月15日，曾在同仁医院就医的书法家王宝洺，举刀砍向该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身中十余刀的徐文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经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据媒体报道，此次血案肇因于一起长达三年的医患纠纷，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其残疾，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索赔1700多万元。然而因为医患双方所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问题，三年从未开庭。最后，王宝洺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同仁医院血案并非偶发孤例，就在一个多月前，东莞市长安医院也发生砍杀医生事件，导致一死一伤。

　　砍人者卢某年初因面部痉挛到长安医院就诊，医生刘某为其诊治，但病情未见好转。卢某于是辗转到广州、北京等地多家医院就诊，前后共花费3万多元(其中在长安医院花费为136元)，卢某觉得用了3万多元跑了多家医院诊治，病情均未见好转，对医生怀恨在心。

　　8月16日凌晨，卢某从北京坐火车到东莞，购买了一把菜刀，当天下午来到长安医院，将正在接诊的医生刘某砍伤致死，另一医生伊某出来制止时，又被其砍至重伤。

　　医患纠纷酿成恶性案件让舆论震惊，而患者或患者家属与医生的口角、肢体冲突更是不胜枚举。就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后一周，又传出该院医生护士遭遇患者动粗的事件。据媒体梳理，今年发生的医生被打事件不下十起。

　　9月21日晚，湖北武汉市协和医院一患者死亡后，家属和院方工作人员冲突，多人受伤；9月8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8月初，上海120急救医生竺某因围观者误解急救流程，在对晕倒环卫工施救过程中被打……

　　《法制日报》的报道说，近年来，各地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而上升为恶性事件的医疗纠纷也呈上升趋势。2011法治蓝皮书对此评价说：“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困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顽疾。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

　　信任危机加剧 如何打开医患关系困局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对抗病魔的并肩战斗者，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本应是医患关系的最基本特点。然而，如今医患之间颇多猜忌怨恨，甚至出现人身侵害，陷入信任危机，医患失和困局难解。

　　一方面，因为“看病难、看病贵”等因素，使患者对医生的积怨迁怒增多。一项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认为“以药养医”，小病“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是看病难、贵的最重要因素，另外，81%的人认为“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药价虚高”，57%的人认为“收红包、吃回扣现象犹存”，48%的人认为“医生技术水平低、服务态度差，不问诊，看病等于开药”……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今年8月7日，湖北仙桃打工仔小曾因钱不够，手术缝合伤口之后又被主治医生强行拆线。之后当事医生贺某被停止职业资格。这一被网友称为“拆线门”的事件，引发对医德医风的普遍声讨。部分失德医护人员的行为，无疑也会招致患者和家属对整个医务工作者群体的不满和猜疑。

　　除了“拆线门”，“缝肛门”、“8毛钱看好10万病”等事件亦是闹的沸沸扬扬，抛开其中的曲折纠葛，这些事件受关注本身，也折射出医患之间信任感的缺失。

　　而另一方面，“医闹”则成为医生们的心病。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一些医患纠纷演变成流血事件，更是让医生们战战兢兢。有医生说，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可以进行投诉，使用行政手段，甚至把医生告上法庭，但是为什么要使用暴力，值得深思。也有医生认为，由于缺乏安全感，医生的工作状态在巨大的风险下异常紧张。

　　中国医师协会8月份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针对医院发生的暴力事件，有55.66%的医师在选项中选择了社会对医师的偏见，53.75%的医师在选项中选择了媒体的负面报道，他们认为这二者是医院场所内针对医务人员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

　　医疗牵涉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医患之间的矛盾张力，也牵动着社会的神经。《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关注到，舆论在反思医患关系时的“摇摆”：当发生一起患者被伤害的事件后，舆论会高举道德大棒，严词谴责医德的堕落和医风的败坏；而过段时间发生一起医生被伤害、被羞辱的事件后，舆论又会站到同情医生的那一边，谴责患者的蛮横、偏执和极端。关于医患关系的舆论风向，随着一些极端的个案，不断发生着周而复始的情绪化摇摆。

　　这篇评论认为，这样的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化解医患纠纷何去何从 顽疾引发对体制反思

　　对于解决医患纠纷，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如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系统地对医疗纠纷进行立法，严格管理打击医疗系统的各种弊端和潜规则等等，但是在对医患纠纷根源所在的探究上，多数意见指向了体制机制问题。

　　前文提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82.64%的受调研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仍然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其中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各方面内容。

　　也有专家认为，医患矛盾本来不应成为社会焦点，医院和患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医患纠纷折射的是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技术革新、医院管理制度内控不严等深层次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化解医患矛盾，建设健康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亦被官方所承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全国两会前夕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我们总体医患关系是好的，存在的一些医患上的矛盾也不是医生的问题和病人的问题，根本还在于制度。

　　卫生部部长陈竺早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也指出，体制机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患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

　　陈竺在这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影响医患关系的几对矛盾，包括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与民众健康需要之间的矛盾；医疗机构公益性要求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保障制度与民众经济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医学技术发展有限性与患者期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医疗行业高风险性与缺乏有效风险分担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与民众诉求需求之间的矛盾等。

　　深化医改是治本之策——陈竺的文章作出如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