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糖尿病之都”折射出什么？

　　从目前对糖尿病的研究来看，个体的遗传易感性虽然在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但营养、生活方式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糖尿病发病率不足2%，而60年后的今天，发病率在城市人口中已上升到11.4%，在农村人口中也超过了8%。现状如此严峻，问题根源出在哪里?

　　医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认为，中国整个公共卫生建设的大方向出了问题，有关部门“太崇拜技术，对公共卫生的实质不理解，觉得仪器设备最重要，疫苗重要，药物重要，体制、机制、人才和国民健康素养反倒放在设备、疫苗和药物的后面了。”如此，国家宁可每年花费数十亿资金去研究所谓的新药，却对防控疾病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反而不重视。

　　比如，我国糖尿病患者中有97%患的是2型糖尿病，这是可以预防的。其一，组织专家为糖尿病高危人群“画像”――用体重、血脂、血压、腰围等多个标尺，圈出高危人群的具体范围。其二，对“画像”广为宣传，使人人知晓、人人对照，使处在患病风险中的高危人群自己走出来。其三，在社区提供便捷的血糖检测服务与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审视糖尿病完整病程及所对应的医疗服务与支出，早期检测、早期治疗、预防的花费相对较小，被称作便宜的治疗;延缓并发症、治疗并发症花费巨大，被称作昂贵的治疗。遗憾的是，我国糖尿病直接医疗费用80%以上用在后者，这是错误的治疗策略。而这一错误，表面上源于有关部门决策失误，死守过时的“生物医学模式”。实际上，不排除有利益集团故意利用这个“失误”，人为地给疫苗、药品、医疗设备生产商创设了理性情况下不应该出现的巨大获利空间。

　　退一步讲，即使不存在制度猫腻，把资源过多放在“疾病人群”也是不公正的。正如黄建始教授所说，公共医疗资源总是有限的，不成比例地强调了一部分人(病人)的利益，就会侵害或牺牲了大部分人(相对健康人)的利益。基本的公益性医疗卫生资源应该是人人享有的，不应该只把资源放在疾病人群，只在“诊断和治疗”系统上投资。

　　反之，如果我们广泛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与研究、在国民中普及预防糖尿病等相关知识，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用来堵住疾病产生的源头，就会大大提升国民体质。生重病的人少了，国家救济的能力就会相应提高，届时，何愁老百姓看不起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