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3月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院回扣是药品难以降价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观点一经抛出,便成为舆论的焦点。截止3月9日下午4时,仅在新浪微博上的转发量就超过了2万,评论超过7000,并成为各大医药网站的头条新闻。
在众多的评论之中,多数网友都认为韦飞燕的言论再一次触碰到了医疗行业的“命门”,希望政府能出台相关措施真正解决百姓看病贵的难题。
但在接受记者的新采访时,韦飞燕却表示,媒体对于她的言论报道并未表达完整。她认为,降价50%的前提是在全国药品采购统一部署下,政府与生产企业进行量价谈判,保障生产企业的一定销量,药品价格自然会降。
“目前,药品价格确实存在虚高现象,但究其根源还是体制所致。”韦飞燕表示,在正常的治疗过程中,医生得不到合理的经济回报,医药回扣便是一种必然的行为,这也加剧了紧张的医患关系。
众所周知,行贿和回扣是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尤其是2014年以来,相继曝光的福建漳州药品回扣案件、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涉嫌经济犯罪,犹如一枚枚“重磅炸弹”,投向国内外医药界。
不可否认,在以往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允许医疗卫生机构以“以药补医”作为资金补偿机制,客观上导致了药价虚高、医药不分、管理混乱的问题。
“一方面,医药回扣导致医生不合理用药,医生开大处方,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加大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甚至导致患者面临滥用药物带来的健康损害和生命危险。另一方面,医药回扣有损医生的形象和医患关系,催生了更多的腐败,削弱了整个医疗机构的公信力,为社会、百姓所深恶痛绝。”韦飞燕如是说。
为此,韦飞燕建议,药品耗材降价后获得的空间,用于支付医院的开支,包括所有员工的工资,奖金,福利,以及补贴提高的诊疗服务费如挂号费。
除此之外,要大幅度提高挂号费,并纳入匡保部分报销,越基层报销越多,建立医生挂号费提成的激励机制,建立患者对医院和医生公开评价的体系;保留一部分三甲医院,一定要做成真正的公益性非盈利,其余的大型三甲公立医院都可以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改制,这些改制医院可以总盈利性,同时引入商业医疗保险。
韦飞燕认为,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传统体制,降低药品零售价,加强医疗行业行风和职业道德建设,从制度建设入手,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