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说的饭盒,正是我们日常所熟悉的一次性白色塑料餐盒。2010年3月中旬,董金狮所在的民间环保机构在北京两家著名的饭店“老边饺子”和“东来顺涮羊肉”消费、打包之后,将餐盒送往一家专业的检验机构检测。
检测结果触目惊心:两家饭店使用的餐盒虽然生产厂家不同,但检测结果显示,它们的正己烷蒸发残渣均超过国家标准20倍,而乙酸蒸发残渣则超标了近150倍。这意味着,如果长时间用这种餐盒盛放含有油和醋的食物,人们将会“吃掉1/3的餐盒”。
“平常,人们总是会关注食品本身的安全状况,却很少留意食品的包装。”董金狮说。日前,他将这两家饭店告上了法庭。他在接受采访时还指出,不仅是一次性餐盒,我们平常使用的纸杯、塑料杯和矿泉水瓶都可能隐藏着致病风险。
这位食品包装与环保领域的专家,已经与这些“隐形毒药”斗争了10年。对于那些人们接触频繁的劣质食品包装,董金狮评价说,它们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吸毒。
被“吃掉”的隐形毒药
要了解“吃掉1/3的餐盒”有多可怕,首先要知道那些溶解在食物中被我们吃下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科学检测能够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在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对餐盒进行的检测中,工作人员将餐盒的样品放入正己烷和乙酸溶液浸泡一段时间后取出,对溶液进行蒸发处理,并称取剩余残渣的重量,从而确定餐盒中有多少物质可能溶解在食物里。其中,正己烷模拟的是食用油,而乙酸模拟的则是醋,这都是日常打包食品中常常会出现的成分。
在理想的状态里,一次性餐盒应当由高纯度的聚丙烯塑料制成。这是一种像大米一样半透明的圆形颗粒,柔韧度高,能耐高温,浸泡在正己烷和乙酸溶液中,也不会发生化学反应。但在实际生产中,人们会在纯净的聚丙烯中加入一定比例的碳酸钙和滑石粉,作为主料之外的“填充料”。
在自然界中,碳酸钙最常见的状态是“石头”,而在工厂生产的原料中,因为纯度变高,它的外形变成像小粉笔一样细细短短的白色固体。也正是因为它们的加入,有些一次性餐盒的颜色由透明变成了白色。
按照国家规定,填充料在原料中所占的比例不能超过20%。但事实是,有的厂家原料中碳酸钙的比例超过一半,有的“甚至会超过80%”。
不过,只用这些像粉笔一样的粉末,无法造出柔韧防水的餐盒。因此,在原料中,工人们还需要加入石蜡和工业废塑料作为补充。其中,石蜡是白色像蜡烛一样的固体块,工业废塑料是咖啡色的小颗粒,稍微靠近,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这些工业废塑料的来源,可能是工厂生产的边角料、回收的旧塑料,甚至还有可能是医疗垃圾。它们被混合在一起,熔化后挤成长条,再被切成细小的颗粒。这原本是绝不允许用于食品行业的原料,最终被制成餐盒,盛满了饭菜并送到了我们的面前,甚至还被我们吃进了肚子里。
董金狮介绍说,根据检测结果,溶解在乙酸和正己烷溶液中的物质包括“工业碳酸钙和工业石蜡中的部分致癌成分”。这也就是我们所“吃掉”的饭盒的成分。
这些成分中,工业碳酸钙可能会影响人体的代谢系统,形成胆结石、肾结石,其中包含的重金属杂质还会威胁人体消化道、神经系统的健康。至于石蜡中所包含的多环芳香烃,会影响人体的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还会蓄积毒性,并诱发癌症。
中国每年消耗一次性餐盒150亿个,“合格率还不到一半”
如今,想要避开这样的“黑心餐盒”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秘书长,董金狮表示目前市面上的一次性餐盒“合格率还不到一半”。
对于这一比例的计算过程,董金狮解释说,全国生产餐盒的厂家,获得工商和卫生许可证的只有一半左右。而他在平日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企业在获得许可证后,还会重新开始违规生产不合格产品。
更重要的,是在实际销售中,不合格产品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这样的市场现状又再一次影响了合格率的数据。
“利润是唯一的问题。”董金狮认为。他算了一笔账:如果生产优质餐盒,使用食品级的聚丙烯树脂原料,每吨原料的价格就要11000元。而工业废塑料的价格是一吨5000元,劣质的工业碳酸钙填充料更便宜,一吨只要2000元,折算下来,黑心饭盒的成本能够节约一半,也有了更大的盈利空间。
虽然从质量上来看,优质餐盒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聚丙烯的纯度高,这样的餐盒结实、不渗漏、对健康的危害低。董金狮甚至还编过顺口溜,讲解如何分辨劣质餐盒:“手摸软绵绵,轻撕就破裂,一闻刺鼻又呛眼,遇热变形还渗漏,剪碎了水里会下沉,一折会出白印……”
但对于那些购买餐盒的消费者——各个饭店而言,相比于质量和安全,价格往往是他们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于是,低价的劣质黑心餐盒就这样一次次地占了上风,挤占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董金狮甚至忍不住抱怨,北京的市场“简直就要被烂餐盒垄断了”。
他在很多城市看过“黑心餐盒”的生产过程,在北京市通州区,一个烟雾腾腾的小厂房里,环境脏乱不堪,空气里充斥着刺鼻的怪味。“一个连许可证都没有拿到的企业,当然不会注意卫生条件了。”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消耗的一次性餐盒有150亿个。如果按照董金狮估算的合格率,这意味着每年消耗的“黑心餐盒”超过75亿个。
从2001年假冒环保饭盒开始泛滥的时候起,董金狮便投身于揭发食品包装的“隐形毒药”的事业,到如今,他已经坚持了10年。不过,像今年这样把质量问题诉诸法律,对他而言还是第一次。
“没办法,因为别的办法实在不管用。”董金狮说。
一开始,他还会向质监部门投诉,但对方总建议他先等一等,因为有“更重大的质量问题忙不过来”。后来,他开始找媒体,拉着记者一起暗访,再一起曝光。可等记者走了,这些厂子又会重新开工,之前又“白忙活了”。
董金狮发现,尽管要分辨质量低劣的“黑心包装”,并不是太困难的事,但相比于直接吃进嘴里的食物,人们对食品包装的安全总没有足够的重视。“食品包装不是食品,但它的生产标准应当等同食品来对待。”董金狮说。
他看过有的工厂,把废旧的光盘粉碎、用硫酸清洗、晾干,其间工人们还会光着脚丫,在正在晾晒塑料碎片的地面上踩来踩去,最后这些塑料碎片竟然被制成了婴儿奶瓶。甚至,他曾经在一家用回收纸浆制造一次性纸杯的工厂发现,纸浆池里竟然有卫生巾留下的血迹。
去年年底,卫生部等7部门发出了《关于开展食品包装材料清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可用于食品包装材料的物质名单”、“禁止用于食品包装材料的物质名单”。这曾经让董金狮兴奋地评价为“包装行业的地震”,现在他却发现,很多工厂以“没听说”为托词,仍然坚持生产“黑心包装”。甚至有些地区的工商、质监部门,也推脱自己“不知道”。
这个中科院环境化学专业的毕业生逐渐明白,这些非法工厂远比自己所学的环境知识复杂。有时候,前脚检查的人走了,后脚工厂就继续开工;有时候,因为有人“通风报信”,执法队会被挡在工厂紧闭的大门口,听得见里面生产的声音,但就是进不了门。
“要真正推动食品包装,不仅要完善法律,也要保证现有制度的执行。”董金狮说。按照他的设想,这需要国家进一步大力投入,也需要卫生、质检、工商几个部门的联合行动。
其实,身为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秘书长,董金狮的努力并非没有私心。他的会员企业常常抱怨,合格的餐具根本卖不出去,利润空间也太小。他反复举报黑心餐具的工厂,目的之一,也是想为这些会员企业找回被挤占的市场。
他也会努力通过媒体宣传,希望大家买那些质量获得认证的食品包装:“代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的‘QS’标志,代表塑料类别的数字,以及一个代表可循环利用的三角符号。有这三个符号,才可能是合格产品。”
3月20日,在一次采访结束后,董金狮向咖啡厅的服务员要求打包。等到餐盒拿来,他习惯性地看了看餐盒底部的标志:没有QS认证,没有塑料品种标志,只有“WD”两个字母,董金狮说,这通常是生产企业的名称缩写。
“典型的伪劣产品。”董金狮仔细看了看,笑了,“我认识这家企业,他们曾经放话,说要我的一条腿。”
很快,他扭头叫服务员再拿几个餐盒过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收好刚拿到的“证据”。“等这次的官司判决了,我就再起诉这家饭店。多来几次,也许这个行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