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艾滋病防治原则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政府官员对防艾政策是否有充分的认知和认同,是艾滋病防治政策能否有效落实的关键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其中规定,防治知识和政策掌握情况、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将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十二五”行动计划的前提是,当前艾滋病流行形势仍然严峻,社会歧视广泛存在,局部地区和高危行为人群疫情严重。
接受《法制日报》采访的几位专家一致认为,“十二五”行动计划将艾滋病防治工作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担心,该计划能否具体落到实处,尤其是干部能否正视艾滋病以及对干部的艾滋病防治培训能否常规化。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最令其恐惧的,是身份的暴露。因此,政府的重视和正视是艾滋病成功防治的前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消除歧视。
“艾滋病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艾滋病防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反歧视,这是维护艾滋病感染者个人权利的最重要的内容。”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沈洁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防艾宣传要有实质性内容
据卫生部估计,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78万人。
“十二五”行动计划指出,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一些地区和部门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重视不够,政策落实不到位。
“十二五”行动计划为此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要对行政区域内的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负总责。地方要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对考核不合格的地区,追究主要领导以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反歧视公益人士陆军对《法制日报》记者表示,应该说,下这样的硬指标,有利于基层官员更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但一些地方有可能会为了完成指标,而采取一些不合理的手段,侵犯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权。比如,有的部门实行强制人群检测,这样会造成艾滋病感染人群与社会的对立情绪,使这些人群更加不敢检测。
“十二五”行动计划中,关于防控措施要求的第一点,便是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
说到宣传教育,不得不提到一起广受关注的案例。2010年,安徽省安庆市的教师招聘中,连过笔试、面试两关后,某师范大学毕业生小吴在体检过程中,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最终,教育部门决定不录取小吴。小吴将安庆市教育局告上法庭,但一审、二审均败诉。
当记者谈及:“众多网友在理性层面上坚定地支持你。可是,大家都承认,一旦你与他们的生活有了现实地交集,知道你是艾滋病感染者之后,大家几乎都站到你的对立面。”
小吴回答说,我尊重他们,但这也的确说明,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宣传教育方式还有欠缺,大家还是非常恐惧艾滋病。
“反歧视宣传应该更具体、更深入,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我们现在的宣传通常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宣传,比如握手、拥抱,而不是针对具体问题,使得感染者的根本权益得不到解决。”陆军说。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的防治工作主要是以防控为主,还应该加上“以病人为中心”,即人性化的关怀和保护隐私,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反歧视是艾滋病防治之本
在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始终面临四大问题:就业、教育、隐私、就医。如果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依然存在,那么,这四大问题便无从解决。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防艾大使濮存昕就提出了《反歧视 从几十万艾滋病或感染者就业权入手》的提案。
陆军认为,《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规定,只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不能当公务员,这种就业歧视应该取消。
一些像小吴一样的艾滋病感染者都期待着,国家已经重申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成为体检不合格标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应该列入。
接受媒体采访时,小吴直言,艾滋病歧视是一堵墙,需要很多人(艾滋病感染者)一个一个地“撞”。
“首先要消除和规避歧视;其次,在宣传过程中要营造一个不歧视的环境。如果对艾滋病感染者不歧视、关爱他们,就会把感染者的不良和负面情绪降到最低。”沈洁说。
无可否认,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需要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一项调查显示,少数地方干部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对艾滋病的歧视。
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靳薇通过对2001年至2004年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400余名地厅级领导干部的调查发现,36.2%的人同意在提升、调动、培训或就业方面限制艾滋病感染者的机会;38.6%的人同意或基本同意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
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原则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政府官员对防艾政策是否有充分的认知和认同,是艾滋病防治政策能否有效落实的关键。
2001年,中央党校率先引入艾滋病防治政策课程,此举被认为是“破冰”之举。
但沈洁表示,对干部进行艾滋病防治培训,课程讲解、师资力量以及教科书都要落到实处。目前中国的官员是任期制,如何做到可持续性发展也是一个问题。
此外,“党校对干部的艾滋病防治培训,并不是常规培训。应该通过制度保障,使其成为一项长效机制”。沈洁说,这就需要人、财、物三方面的保障。
陆军认为,艾滋病防治的主要问题,是疾控中心和卫生部门没有很好地深入到高危人群里。他希望这些部门能深入到艾滋病感染者、受艾滋病影响者、同性恋人群和性工作者人群中,以打消他们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