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的始祖　吉益东洞

　　著作突出方证

　　吉益东洞著作颇丰，其中《类聚方》及《药征》最享盛名。《类聚方》是选录《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的方剂220余方，依类偏次，并集原书各篇中应用每方的辨证立法列于该方之后，后附作者的考证及扼要的按语。按语部分多为条文中症状特点的解释，其大部分又为方证内涵的解析。另外，吉益东洞通过《伤寒论》方证的分类比较，研究了药物的使用指征，著成了颇有特色的临床药物学专著《药徵》。可见吉益东洞学术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将重心放在明确把握处方的适应证上，也正是基于此，才导致了他在诊疗过程中对具体病因和其它一些思辨性、理念性东西的强烈否定。汉方界的古方派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才是古医学的原典，其实用简洁，临床价值大，所以应向《伤寒论》体系回归。

　　临床注重实效

　　吉益东洞否定阴阳、五行、脉象、本草、病因，只用仲景的古方亲验实证。他对后世医家平和轻清之剂，不以为然，强调知《伤寒论》则百疑如冰释。但读《伤寒论》亦不可拘泥于条文，因其中多有后世补遗拾阙，应以临床验证为是。认为《伤寒论》不凭臆测，不强求病因，以见证为立论准则。他的诊治系统排斥通过具体的理论分析而遣法选方用药，认为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具体的证候才是实在的和需要认真把握的。他指出：“理无定理，疾有定证，岂可以无定之理，临有证之疾哉”；“事理相依不离，事为而得之，理默而识之。”吉益东洞一生，惟务求实，研究医方，力倡“亲身实验”。推重实效，竭力反对理论上的穿凿附会，反对“空谈虚论、徒害事实”的“思辨医学”。

　　方证相对有基础

　　现在很多人认为古方派过于强调实际，只有“方证相对”的思想，把哲学性思维从医学中剥离，不重视基础理论，或没有理论支撑，谓其“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吉益东洞的医学观里面，整个《内经》系统一直是被排除在《伤寒论》之外的。日本汉方医学界有人认为吉益东洞“随证处方，不拘病因”，着实讲来，并非不拘病因，只是他反对李东垣、朱丹溪之思辨医学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及脏腑经络的理论，从证推论其因而已。尝云：“夫理无定准，疾有定证，岂可以无定准之理，喻有定证之疾哉。”

　　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从《神农本草经》和《汤液经》及《伤寒论》看，可知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者为“量疾病的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故吉益东洞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这里说明了方证即涵方证对应、方证相应、方证相对之理。

　　同时还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凡谓中医理论，必以五行六气、经络脏腑等笼罩贯穿，《伤寒论》日本的“方证相对”派无是说，因谓“没有理论”；或见《伤寒》有六经名，则认为其理论来自于《内经》……这主要是不懂得中医有不同的学术派系，经方之祖为八纲，造成误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最主要是对方证认识不足。因此，吉益东洞的“方证相对”思想是有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是八纲，而不用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及脏腑经络的理论解释而已。

　　因此，吉益东洞先生方证的研究使《伤寒论》研究走出了传统的以经解经的圈子，而直接面对临床。长期以来，《伤寒论》一直被作为伤寒病的专书，其辨证论治的普遍原理未得到广泛的认识，一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如《伤寒论》是伤寒专书还是伤寒杂病合论之书？《伤寒论》仅为狭义伤寒而设，还是为广义伤寒而设？伤寒与温病别途还是寒温一体？若从方证的角度看，问题便是十分清楚的。有是证便用是方，着眼点不在病而在证，其适应范围当然不拘于伤寒一病了。《伤寒论》类方研究的实质是医学研究的实证化，即尊重前人的临床经验与事实，强调中医学的实践性。

　　吉益东洞力图抨弃后世的思辨，展现《伤寒论》的本来面貌。他说后世“以《素》、《灵》、《难经》之意释之疏之，以致方枘圆凿，后之读其书者所以益读益误也。”日本的现代学者也曾将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的出现，称为日本的“文艺复兴”，也有人批评这是向经验医学的倒退。但何以这种倒退却使吉益东洞等古方派用来也疗效不错呢？山本严先生称“这并不意味着医学的倒退，实质是医学的自然科学化”。

　　看吉益东洞的著作，有助于启发我们研读《伤寒论》，认识《伤寒论》原有的学术思想，这样对我们将有莫大启迪。